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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

                  時間:2020-02-26 理論教育 聯系我們
                  論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_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理論實務

                  廣東省恩平市人民檢察院 鐘國良

                  在我國,經濟法學界已經一致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整個法學界絕大多數人也承認經濟法在法的體系中的地位。法律部門是“按照法律規范自身的不同性質,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領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劃分的不同法律規范的總和”。法律所調整的對象無非是以各種形態為表現形式的社會關系,包括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文化關系、宗教關系等等。法律部門就是以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內容作為依據來劃分一部法律屬于哪個部門的。那么,一個法律部門地位的確立,必須有其特有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簡稱國家經濟調節關系,或國家經濟調節管理關系”。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同其他法的調整對象是可以分開的。

                  一、我國經濟法律體系的構成

                  我國經濟法律體系由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部門法構成,各部門法的具體法律法規組成情況如下:(一)民法部門:(1)民法通則;(2)合同法;(3)知識產權法,包括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養法等;(5)繼承法。(二)商法部門:(1)合伙企業法、獨資企業法;(2)破產法;(3)證券法;(4)票據法;(5)保險法;(6)海商法。(三)經濟法部門:(1)市場規制法,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2)宏觀調控法,包括計劃法、經濟政策法;(3)國家投資經營法,包括國家投資法、國有企業法。

                  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的關系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最為密切,因而產生了兩種觀點:一是民商合一論,二是民商分立論。民商合一論者認為,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是一國民法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二者不但現在分離不了,而且隨著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將來就更難舍難離。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著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調整的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的界限也很難劃清。首先,商主體是從事營利性行為的個人和組織,而民事主體將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與民法的調整對象都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第三,民事活動的范圍包括營利性、持續性的商事活動。我認為,民商合一論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將民法定義為調整所有平等主體之間所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本身已涵蓋商法定義,當然得出商法是民法一部分的結論。

                  關于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商法與經濟法都以企業為核心對象,兩者沒有根本性的區別;另一種看法認為商法與經濟法的理念、機能是不同的,商法與經濟法應為兩個不同的法。筆者認為,商法與經濟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門。首先,二者的調整對象不同,商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商人之間因實施營利性的商行為而發生的商事法律關系之法,經濟法是調整國家或國家部門與市場主體之間因進行經濟調節而發生的經濟法律關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調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運用自行調節的方法,經濟法則綜合運用自行調節和強制干預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質不同,商示屬于私法,其理念是維護主體的私權,以個體利益為基礎;經濟法原則上屬于公法,它以社會為本位,著眼于超越個體利益的整體利益。

                  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在我國現行的民商合一的體例下,主要是指經濟法和商法的關系,上面已詳述,在此不再贅述。

                  二、市場經濟法制經濟

                  在任何一種經濟體制下,要使經濟生活正常化,就要有一定的經濟秩序。計劃經濟的經濟秩序和行政秩序是同一的。可以說,計劃經濟實質上是行政經濟。而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宅的經濟秩序是通過法制形式和維持的,或者說,是一種法律秩序。現代市場經濟并不是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一個有序化,制度化過程,這一過程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法律制度來實現的。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具體表現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的行為規則、政府行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規范,即一切經濟活動法制化。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需要法律規范。市場主體是經營的企業,兩個方面需要法律規范:一方面企業的產權問題,企業能夠行使全部法人財產權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經營需要法律保證;另一方面企業在自主經營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一旦企業對利益關系采取非正當競爭手段,損害其他自主經營的企業或國家的利益時,也需要法律規范。

                  市場運行的規則需要靠法律來構筑維系。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運行就是市場經濟的運轉,而市場運行的規則要靠法律來構筑。市場運行有眾多的規則,如金融市場規則、勞動力市場規則、技術市場規則等,這些規則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規定。

                  市場競爭的公平競爭需要法律保障。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公平競爭就是自由、等價交換。沒有自由交換,商品就很難流通,生產再多的產品,不能實現等價交換,就不能實現其內在價值和獲得利潤,生產者就沒有生產和再生產的積極性。

                  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來強制體現。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表現為在各個市場經濟國家都發揮作用的一般規律。這些規律一旦為人們所認識,就將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來規范,使遵循經濟規律成為具有法律得來的行為,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反映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體現一定歷史時期社會制度的要求。

                  市場經濟的自主性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是自主性的經濟,即承認和尊重市場主體的意志自主性。這就要求用法律確認市場主體資格,明確產權,充分尊重和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及其意志自由。

                  市場經濟的契約性需要法律來確認保護。市場經濟的基地在于市場,而市場交換或市場經濟的具體動作,主要是通過市場主體之間經過自由、平等的協商新訂立的契約來進行的。契約是市場的法律原型,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經濟關系的契約化。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契約成為經濟交往的主要形式。

                  市場經濟的競爭性需要法律來保障。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命脈,沒有競爭就沒有市場經濟。通過競爭達到優勝劣汰,合理配置資源,這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之一。有些競爭者為了貪圖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風險,采取各種不正當手段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虛假廣告、竊取別人商業秘密等,這就必然妨礙市場競爭的正常運行。

                  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平等原則需要法律來確認和維護。與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是通過契約發生關系的,這就意味著雙方當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確認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

                  市場經濟開放性要求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以適應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它一方面要求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體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場國際化。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必須有統一的調整手段和相應的規則。要使我國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就必須按照現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

                  三、法律制度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而經濟法制則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為了適應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現代意義上的運用經濟立法手段調整經濟關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主要參戰國出現的。當時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國家干預經濟已成為壟斷階段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為了克服戰時經濟中出現的物資供應困難,有關國家采取經濟立法手段,進一步實行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控制。

                  經濟法是從市場經濟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或者說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制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提供了實踐舞臺。那么,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怎么樣呢?概括起來講,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四個方面:

                  第一,引導作用。法律對市場經濟的引導作用,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決定的。客觀地認識這些規律,真實地反映這些規律,并通過對市場的引導使之符合這些規律的要求,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務。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并使之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這也必須借助法律的引導。(www.mengzi.org.cn)

                  第二,促進作用。法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直接促進作用。那些直接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如經濟法、行政法勞動法、知識產權法等等,不僅促使市場經濟按照法律所確認的原則深入發展,而且為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掃除障礙和創造條件。任何一項直接調整市場關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和反映市場規律的,就一定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2.間接促進作用。這主要指那些以調整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家庭關系為主的法律。如刑法、訴訟法、家庭婚姻法等等。雖然它們不直接或多數不直接調整市場經濟中的各種行為,但由于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和家庭關系的調整,正確處理各種矛盾和糾紛,從而調動人們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積極性。

                  第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屬性——國家強制性和規范性,在保障經濟順利發展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這種保障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利益保障。市場經濟關系的各種行為,大都為了實現一定的物質利益并體現為一定權利。法律通過及時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來保障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2.秩序保障。市場行為只有在良好的、穩定的、有序的秩序中進行才能達到預期效果。沒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場,更不可能進行商品交換,也就談不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市場秩序實質上就是法律秩序。

                  第四,制約作用。法律在引導、促進和保障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還發揮制約限制市場經濟發展中某些消極因素的作用。我國市場經濟雖然尚處于初始階段,但市場競爭中的某些消極因素已開始出現,必須運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這些消極因素,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對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影響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萎縮,市場機制逐漸進入了社會經濟生活,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問題嚴重影響和干擾了經濟的順利發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經濟立法、司法、執法,特別是缺乏保障和規范市場正常運行的法律、法規體系。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呼喚并依靠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建設的發展與變革。法制建設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所謂“立法是對現行行為的規范和對經驗的總結和固定”這一傳統觀念,已經不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在過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來管理,而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新經濟關系層出不窮,如不事先加以規范和調控,就可能對市場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危害。如果立法沒有預見性、超前性,就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

                  (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對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影響

                  一般來說,經濟的市場化必然伴隨著社會法制化,但是,在市場經濟發育的不同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育方式的差異,社會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國的市場經濟發育過程,從一開始就帶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市場化過程及其法制化方式。1.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育起點是封建的自然經濟。而且,從封建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是通過所有權的徹底私有化完成的。作為資本主義法制基本內容的財產法、契約法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在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的起點是計劃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進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過國家所有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產權關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權力的國家,其法律調控的方式,程序顯然不同于私有制。2.在西方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來自市場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階層。所謂市場經濟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商人和市民階層的利益要求。商人和市民階層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進入市場。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直接來自于國家,即政府。這一點無疑是影響市場主體法律要求的一個重要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實行了高度集中控制的計劃經濟,商人作為一個獨立階層基本消失,企業作為政府的附屬物完全喪失了獨立經營的法律資格和能力。當中國社會面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重大抉擇時,卻由于缺乏真正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而顯得底氣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啟動力量便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了。3.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的過程是一個自發的逐步過渡的過程。同樣,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也是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形成變化和完善的。起初,商人試圖同封建法律體系保持關系,為確立貿易地位尋求法律依據。隨著商人將其活動領域擴展至創立商業制度的城市、港口、商店、銀行、工業,他們開始與封建領主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發生正面的沖突。11世紀和12世紀的都市化運動創立了保護城市經濟角色的新的法制制度,商人們開始要求立法權、司法權和控制一個經常性市場的權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發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游離于國家之外的,17、18世紀以后,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才完全納入國家的法律體系,并在國家的力量推動下,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律發展時期。

                  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進程起步于計劃經濟并由政府直接啟動,所以,這一進程一開始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特點,即國家有計劃地設計和市場經濟的發育過程。這不僅表現在經濟生活中,也反映在法律發展過程中。將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全納入政府的計劃,又可能導致市場的非正常發展。政府的改革時間很可能與市場經濟發育的客觀現狀和要求不吻合。這一現象勢必影響到以政府改革計劃為依據而擬定的立法規劃,將導致法律發展與社會實際需求相脫節。因為,由政府運用行政權力有計劃地培育出來的市場會產生出某些虛幻的“法律需求”。

                  五、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一)制定和完善加強宏觀調控方面的法律

                  市場經濟并不是自發的無序的,由于市場機制本身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國家都要頒布一些經濟立法,以加強對經濟的宏觀控制,我國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原有的計劃體制并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而新的市場法治秩序尚沒有完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宏觀調控更顯得必要。我國剛剛制定了十一五規劃,其中許多內容需要通過立法加以確定。例如,有關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啟動市場和擴大內需的方針等等,都需要通過立法加以確定。

                  (二)制定反壟斷法

                  壟斷是指違反國家法律、法規、政策和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合謀性協議、安排和協同行動或者通過濫用經濟優勢地位,排斥或者控制其他人正當的經濟活動,在某一生產或流通領域內實質上限制競爭的行為。目前,市場秩序混亂的原因之一在于壟斷現象較為嚴重。例如,民航“禁折”、鐵路漲價、電信資費頻遭質詢、公用企業服務低下,地區封鎖仍在分割市場。供水、供電、供氣、郵電等公用事業利用其特殊地位,限定消費者購買其指定經營的商品的現象仍然存在。進一步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自1993年實施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規范市場,保護正當競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新舊體制的轉換,許多新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不斷出現。例如,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大量的專門以制造和銷售他人知名商品的包裝裝潢為職業的經營者,其本身并未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該包裝裝潢;仿冒商品名稱、包裝或裝潢以外的商業標志等商品或服務表征,以引起市場混淆。再如,個別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出于一定的經濟利益,利用他們管理市場的權力,對市場經營活動施加不公平和不適當的影響,這也是行政性限制競爭行為。由于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采取具體列舉的方式,且沒有任何兜底條款,對每一種行為都有明確的適用界限,這就造成了許多新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不能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有關行政部門也難以對其進行管理。這就需要盡快完善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適當擴大其適用范圍。

                  (三)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是指國家通過制定各種措施,使公民在年老、患病、失業、遭遇災害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能夠獲得一定的物質幫助,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種制度。長期以來由于沒有迫切的社會需求,我國社會保障立法極不完善,迄今為止我國仍然缺乏全國性的社會保障立法。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一直未能有一個全國性的立法,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性法規及一些規范性文件加以規定。由于各地法規極不統一,做法也不一樣,從而使社會保障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從目前來看,社會保險金不能及時足額交納,企業拖欠現象極為嚴重,老百姓的救命錢不能到位,征繳力度嚴重不夠,這確實與我國目前缺乏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規定密切相關。由于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籠統的稱謂,它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醫療衛生、傷殘扶助、優撫安置等多項制度,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許多政府主管部門。尤其是社會保障法也不是一個自成體系的部門法,其內容分別歸屬于多個不同的法律部門,因此也不可能制訂一部體系完整且富有邏輯性的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需要先制訂一部《社會保險法》。社會保險法是指規范因社會保險產生的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社會保險制度稟承積少成多、眾人拾柴火焰高的保險精神,在勞動者遇到生育、傷害、疾病、殘廢、老年、死亡等事項時,依規支付保險金。制定社會保險法的理由在于:一方面,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項,居于核心地位。尤其因為社會保險制度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因此可以制定單獨的一部法律。另一方面,從我國現實需要來看,現在迫切需要解決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有關投放社會保險金的問題及通過法律解決保險金的征繳,使老百姓的救命錢真正落實。

                  (四)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和經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相比,其運行基礎、作用媒介和運行規則是完全不同的,經濟方法的任務必然發生根本的改變。實現這種轉變,加快經濟方法,直接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完善程度。這就要求立法必須跟上改革開放的步伐,及時用法律手段來確立市場經濟規則和秩序;同時,大膽借鑒外國市場經濟的法律及其經驗,使立法更具科學性。

                  為了維護社會的存在,使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能正常運行,人們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行為規則。恩格斯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最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便成了法律。”現代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形成行為規范,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和世界市場一體化的歷史必然。因此,我國的經濟立法體現這種現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勢所趨。綜觀歷史,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不僅首先盡快制定經濟法,而且很注重吸收外國市場經濟的法律。1804年實施的法國民法大典—拿破侖法典,就是“世界各地編纂新法典時當做基礎來使用的法典”此后,各國相繼制定了民法典和商法典,作為調整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基本法。美國在20世紀以前的民商法規范,幾乎都是照搬和抄襲英國有關的規范。例如,美國1906年的統一買賣法就與1893年的英國貨物買賣法雷同。日本1868年開始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就聘請法國專家著手起草民法典,初稿完全是按照法國民法典的體系和內容的,1881年日本又聘請德國專家起草商法典,這兩部法典于1890年通過,后因延期派的反對而未能實現。日本后來改由本國人起草并實施的日本民法典和商法典,仍然完全是以法國和德國的法典為基礎的。當然,近200年來,這兩部法典也做了不少修改,各國民商法實際上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對于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范,各國都應吸收借鑒。

                  西方國家調整財產關系和經濟關系的法律,狹義地可分為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不論民法是否分立,民法的基本原則規范,如所有權制度、代理制度、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制度等適用于商法。另一方面,商業交往沒有國家、民族和地區限制,各國的商法雖然就有這樣那樣的差別,但商法制度和商品買賣制度的規范都相差不大。商法制度方面都有關于商人和商業行為,以及公司、票據、保險和海商等比較相同的規范。商品買賣制度都規范了商品買賣及其相關的擔保、質權、票據、權利證書等內容。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空前擴大。繼30年代在票據方面訂立了國際公約后,自60年代起可相繼在國際貨物買賣,國際支付、國際航運、國際商業仲裁等方面訂立了國際公約,統一了商法實體規范。應該說,上述民法制度、商法制度、商品買賣制度以及國際商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范,都是我國市場經濟中值得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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