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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_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理論實務

                  時間:2020-02-26 理論教育 聯系我們
                  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_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理論實務

                  山東省寧津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王寶慶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保證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這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對檢察改革提出的目標和要求,要完成這一目標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當前的檢察改革現狀,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服務平安和諧社會建設為切入點,積極探索,努力創新。

                  一、當前檢察改革的現狀

                  (一)層次不高。檢察改革的重點應放在檢察體制上,也就是從政治權力的配置和檢察權在國家政治權力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設計總體的改革方略。在這方面,亟需解決的問題有:為什么要配置檢察權,需要配置多大的檢察權,檢察權是什么性質的權力,檢察權與法律監督權的關系是什么,檢察權與其他司法權應如何協調運作,包括檢察權在內的司法權如何與其他國家權力既分權又制約等等。而恰恰在這些改革的重大問題上,至今在理論上形不成共識,實踐中邁不開步子。特別是對一些必須面對的敏感問題依然采取回避的態度,如檢察機關應否采取垂直領導體制,如何規范黨對檢察工作的領導等等。這些帶有總局性的問題不解決,任何改革充其量只是對現行檢察制度的落實與改進,如主訴檢察官制度充其量是在進一步落實辦案責任制,檢察官搭檔辦案是在進一步完善二人辦案制度,引導偵查是為了起訴工作更好地提高效率達到訴訟目的等等。從上述意義上說,當前的檢察改革只是在現行制度范圍內的修修補補,還未浮升到制度層面。

                  (二)缺少理論啟蒙。我國的檢察制度理論遠遠跟不上檢察工作實踐,不能在檢察改革中擔綱理性啟蒙作用。相反,一些建立在計劃經濟甚至是階級斗爭基礎上的舊觀念仍然較為流行。如至今仍有人認為法律監督是社會主義檢察制度與資本主義檢察制度的本質區別,是社會主義檢察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檢察制度的顯著標志,而事實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檢察制度不乏法律監督的內容,法律監督不是區別社會主義檢察制度與資本主義檢察制度的根本標志。在檢察權與法律監督權的關系上,我們至今仍沿用前蘇聯的理論,認為檢察權就是法律監督權,將檢察權的性質與價值功能混為一談。由于理論上不能對檢察權正確定位,在檢察改革中,有的主張檢察機關是純粹的公訴機關,取消法律監督權,有人則認為檢察機關既然是法律監督就不應行使偵查權。凡此種種,造成淡化偵查,忽視訴訟監督等現象,檢察權的應有地位不能凸現。

                  (三)檢察改革的主體單一。現在的檢察改革實際上是由檢察機關為主的改革,這種主體的單一性嚴重制約了改革的力度。如檢察院無權決定自己的權力在國家政治權力中的地位,無權決定采取何種領導體制,無權決定檢察權與審判權的關系等等。事實上,包括檢察改革在內的司法改革,涉及到立法、司法、法律監督等各個方面,是社會系統工程,遠不是檢察機關唱獨角戲能完成的。即使是一些具體訴訟制度方面的改革,如果不形成共識,也很難協調運作,如檢察引導偵查改革措施一出臺,一些偵查部門的同志即認為檢察機關有高人一等的思想,一些試行量刑建議的檢察機關得不到審判機關的支持,原因是有些法官認為定罪量刑是法官的權力,檢察官無權染指。凡此種種,都表明,任何一項司法改革,如果不從全局的角度提出總體的改革方案,則難以完成改革的初衷。

                  (四)一些改革偏離司法規律。檢察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司法公正,而實現司法公正的一個基本保障是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我國檢察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基于司法人員素質較低的估計而設計的,如二人辦案、集體討論、檢察長或檢察委員會決定等制度,在當前的檢察改革中,我們一方面主張放權,讓檢察官秉承法律和良心獨立辦案,另一方面,放權不放心,往往在一個放權措施出臺后,又以治理司法腐敗和司法人員素質低為由,創造出更多新的監督制約制度,使檢察官初步確定的身份保障得不到充分實現,如主訴檢察官改革,按理說,能擔任主訴檢察官的必須是政治素養高,法律知識雄厚,實務操作嫻熟的檢察官擔任,這是挑選主訴檢察官必須提前把握的,而現在我們在推行主訴檢察官制度時,又引入紀檢監督機制,說到底,反映了我們對自身改革心里沒底的心理,在客觀上也增加了改革的成本,偏離了司法改革的規律。(www.mengzi.org.cn)

                  (五)急功近利,形式主義問題突出。與前所述,當前的檢察改革缺乏整體推進。在這種形勢下,任何一項檢察改革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檢察體制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我們與其迷信一種“萬能”的制度,不斷探索、嘗試新的改革措施,還不如首先嚴格落實現行法規定的檢察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制度,使憲法和法律已經確定的檢察體制及其保障得到落實。事實上,檢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些不是制度的紕漏,而是落實中的偏差,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對法律規定的東西執行和落實的興趣似乎不大,而對法律規定以外東西較為熱衷。最為典型的是熱衷于運用司法改革完成政治任務,如因政府相關政策,一會出臺保護國有企業的若干舉措,一會出臺保護私營經濟的具體措施,一會又出臺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的相關規定,凡此種種,表面上看,似乎國有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都納入了司法優先保護的范圍,而事實上卻都不能得到優先保護,這樣的改革嚴重背離了檢察機關作為司法機關應有的沉穩和持重,也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平權理念相悖離。我曾參加一個關于檢察機關服務國有企業的座談會,給我的印象是,哪個國有企業虧損了,只要檢察機關一出馬,挖蛀蟲,堵漏洞,建制度,就會扭虧為盈、起死回生。而現實生活中,國有企業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遠非法制浪漫主義所能解決的。

                  二、深化檢察改革應正確把握的幾項關系

                  深化檢察改革,不僅涉及到檢察機關的領導體制、工作運行機制、人事管理體制等重大問題,關系到整個檢察系統的發展和檢察權的運作,而且涉及到各司法機關之間的職責劃分、協調發展與相互配合等問題,關系到21世紀中國法制建設的全局,按照十六大精神,檢察改革應正確處理以下關系:

                  (一)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檢察改革是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部分,涉及到國家司法權力的設置分配等重大問題,既然黨和國家將司法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就應有計劃拿出包括檢察改革在內的全國司法改革的總體規劃步驟和措施。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司法改革缺少整體布局,同時又與人大、政府行政部門的改革相互交錯,因而就總體而言,改革發展狀況十分不平衡,不平衡就必須由一個權威機關能夠從中協調,因此,由國家整體推進改革勢在必行。可以說,沒有以國家為主體的整體推進,司法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們在強調司法改革整體推進的同時,又必須重視發揮司法機關在改革中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應該承認,由司法機關發起和推動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司法機關處于司法工作第一線,對體制中存在的弊端和問題感受最深,一旦啟動改革,往往能對癥下藥,在短時期內設計出符合司法實際需要的改革方案,同時,在國家總體司法改革方案沒有出臺前,實際上也是能由司法機關來充當改革的先行者。

                  (二)制度的現代化與觀念的現代化的關系。檢察改革的目標歸根到底是檢察現代化。對于現代檢察的含義,可以從法制現代化的內涵中得到啟發,以現代文明為基礎的現代檢察,應包括檢察觀念(精神價值)的現代化、以規范為核心的檢察制度的現代化以及法律技術手段和物質實施的現代化,但重心還是檢察觀念的現代化和檢察制度的現代化。而在其中,檢察觀念的現代化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檢察體制改革中,培育檢察觀念的現代化應是重中之重,它包括法治觀念、平等和自由觀念、權利與義務觀念,獨立檢察意識等等,不確立這些先進檢察制度賴以存在的理念,即使有再多的制度,也缺乏應有的價值基礎。毛澤東同志說過:“沒有理論的軍隊、是一支愚蠢的軍隊”,同樣,如果沒有先進檢察理念作支撐,任何檢察改革都會因缺乏人文底蘊而閃爍不出理性的光芒。

                  (三)本土資源與外來文化的關系。應當承認,我國的檢察改革作為司法改革的一部分,是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必須經過的階段。作為后發型法制現代化國家,我國的檢察制度和觀念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重視移植先進的外來文化對檢察改革特別重要。西方設定任何一項制度,一般都有其成套的價值觀念為基礎,這一點特別值得我們學習。在今后的檢察改革中,我們與其東拼西湊地把國外某些制度照本宣科的移植,不如在培植先進檢察理念上多下工夫,只有確定了符合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檢察觀念,才能甄別哪些制度能夠引進,為我所用,否則,囫圇吞棗、拾人牙慧,則可能使中國檢察制度成為不中不洋的怪胎。另一方面,在檢察改革中,要充分認識到我國檢察制度存在發展到今天,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合理性,我國檢察制度確立的以偵查、公訴和訴訟監督為一體的檢察權力構成體系有相當大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唯洋是從,另起爐灶,與檢察改革的實際不符。

                  總之,要正確處理弘揚中國特色檢察制度與吸收借鑒外來文明的關系,真正使中國檢察改革既具有民族性,又與世界先進檢察制度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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